引用

        我在二零一八年认识阿布。
        中秋节，阳台上，他看见几个熟悉的便衣，赶紧关窗，冲向厕所，拧开备好的药瓶。里面装有三根长钢钉，两颗六角螺母，和一只没油的塑料打火机。一开始，生吞不下。敲门声越来越大。他先嚼肥皂，再饮水几口，满嘴泡泡。杂物们滑溜儿顺下去，两口血汩涌上来，警察拍他的背说，“你干嘛又这个样子”。“这样子搞，这样看守所不收我”。后来我知道，看守所是长期关押，不容危险分子。阿布和警察说，“我一使劲，就能把肚子刮穿，肠子刮破，挂在脖子上给你看”。警察带他去医院，“打死不签字，手术就做不了”。只能先放在拘留所。“我女儿还在幼儿园，看守所可就出不来了。”
        阿布里克木·阿卜都热依木，一九八九年出生在新疆伊犁。父母养蜜蜂。每年六月，这对夫妻会把蜂巢装车，追赶花期。嗡嗡声去，嗡嗡声来，就是阿布对夏天的最深印象。而他和妹妹，则托付给大伯。阿布七岁时，大伯死了，花期又至，如时钟般准时。这回来接的是二伯家的小叔，十六岁少年，肩膀纹老鹰。骑来二八大杠，皱起眉头，驮上两个小孩。山路上坡时，蹬车不动，气急败坏，让阿布“滚下去，跟在后面跑吧你！”小叔越骑越快，不停回头笑。实在跟不上，夜色压上来，伸手不见五指。身边过山的卡车飞驰，对着山路上的小男孩闪灯鸣笛。阿布等到天黑，不见有人回来找。四下狼咽四起。他一跑起来，感觉有鬼在追，十几个分岔路口，只凭感觉。
        找不到家。第二天傍晚，远远看到熟悉的水塔。后来阿布知道，全国到处的水塔，都是一个样。水塔之下，不是家，而是一个农贸市场。白天地上爬，夜里睡墙根。饿了，捡地上的葡萄干和瓜子吃。跟在大孩子屁股后面玩，被大孩子扇巴掌。趁老板在门前杀羊，从羊肉店后门爬进去，摸回一大沓钱。再被骂着重爬回去，放回一大半。“你这样，找死！”那时阿布不知道什么是“细水长流”，只记住蓝色不能拿，紫色绿色也不能多拿。还学会在膝盖和脚尖上绑抹布，爬起来没有声音。二十来岁时，阿布专门回去找那个市场，死活也没找到。它仿佛一颗临时撑起的泡影，一生只能进去一次。也许根本就不在伊犁。
        被发现的那天，老板刀上都是羊血。把阿布的裤腿穿了个洞，用羊钩反吊起来，与羊绑在同一根铁管上。世界整个调转过来，市场里的驴子反过来，走在天上。刚杀的羊，就在眼皮边上晃荡。羊腿上的肌肉冒着热气，还在轻轻抽搐。问阿布家在哪儿，父亲姓什么，阿布不知道。又找人，换汉语，重新问，一样听不懂。也不打他，反而给他饭吃。手抓羊肉，配青萝卜。羊油包子，撕开一个口，满嘴香浓，“后来再没吃过那个味，什么也没放，只有羊油”。十几天后，一辆银色面包车来接。面包车里五个孩子，脸上黑黢黢的，眼睛一个赛一个亮。其中两个，嘴角带血。车玻璃被锡纸贴起来，看不见外面，只有一天一夜的颠簸。
        就像卸货，被大人揪着领子，一个个孩子摔进红砖平房。里面没有灯和枕头，每人枕着一个搪瓷的饭盆，每天要用饭盆接馒头。接不到盆里，掉在地上的，容易被大孩子抢走。偶尔有半袋榨菜，但轮不到小的吃。夜里，大人总把门踹开，把一个或者两个女孩抓走。不久，就像杀猪，传来女孩阵阵哭叫，后半夜里，女孩才被扔回来，砸在大家身上。被抓走的女孩，第二天总是不吃饭。而且会一晚上不睡觉， 一哭就哭到白天，大一些的男孩，被哭声吵醒，就拿脚蹬她们的头，让她们别哭。
        面包车拉来新孩子，也送走旧孩子。新面孔的大人出现在门口时，如同农贸市场挑羊的大厨。三五分钟里，沉默不语，突然伸手指着说，“这个，这个，还有这个小的。”这个小的，就是阿布。他第一时间感觉，“终于轮到我回家”。可下车后，新地方还是一样。也是个院子，出院门，能看到铁轨，牧羊人和白烟囱。新地方，水泥地上，垫着几张大纸板，上面躺着一堆孩子，围着一个木桌子。木桌子上有药瓶、干馍馍和打针的管子。天还没亮，就被踢着醒来，第一天上班，就被起了外号，叫个“赔钱货”。在火车站开工，车站大屏红字滚滚，阿布还不识字，只有广播员的声音回荡在大厅，最频繁听到的，是“乌鲁木齐”。
        儿童扒手们，由一个带黑帽子、黑墨镜，拄着银色拐棍的瘸子领着。只白天瘸，晚上不瘸。一九九七年躺满酣睡的旅客的长廊，和臭气熏天的候车大厅里，一晚上，能遇遇见“一百个同行”。不是所有行李箱都值得出手。总是两个男孩带一个女孩，算一个小组。看远处黑帽瘸子的手势，给了动作的，才能出手。女孩要钱买吃的，一个男孩演哥哥，拦上去不让要，骂女孩，拉着她走。再一个男孩，在陌生人起身追去后，负责动手。手机只要诺基亚，“别的卖不出去”。“不带天线头的要多拿”，“没天线头的，一个顶两个”。一年后，来了一批泥瓦工。一夜间，候车大厅里的小平房拔地而起，刷成蓝白相间，挂上治安岗亭的招牌，又过一夜，警察入驻办公。瘸子两天不给手势，靠着墙灌了两天的酒。醉酒，一头扎在长椅上，不省人事。酒醒后，带孩子们坐上火车，离开了新疆。更小的车站，重复的工作，“赔钱货”长大了两岁，不再“赔钱”。
        洗煤厂的黑烟囱，降下阵阵粉尘，熏黑了路边的洋槐。阿布在清晨六七点，熟练地拆开女士丝袜的包装，找一颗大石头塞进丝袜里。在路边甩动丝袜。动作与草原套马的男人别无二致——胳膊抡圆了，小臂发巧劲儿，精准甩进自行车的条幅里。“条幅搅上了丝袜，骑个十几米，保准儿就骑不动了”。丝袜搅成千丝万缕，一身蓝装的高级工人，咒骂着天地、领导，以及一切社会主义仇人，停下车，拎着帽子，拔剑四顾心茫然。在同事们的嬉笑下，躬身蹲下，一点点解开丝袜。就在这时，小队里五六岁的女孩子，跑到车筐前，把公文包拿走。
        阿布不关心拆包的喜悦。他成了最好的投手。撕开几百次女士丝袜的包装后，他开始被骂“尾巴翘起来了”，“不知道天高地厚”。一个下午，瘸子头一回摘下墨镜，提前要求阿布和另一个小伙子下班。其他孩子，则被要求“自己看着办，带不回来东西往死打。”推开房门，一个病了半个月的“赔钱货”终于一动不动了。“估计九岁，不到十岁。”抬起他，“就像抬水泥。虽然人小，但人只要一死，保准比石头还沉”。裹上蛇皮布，把孩子装上车，往山上开。到一个悬崖，瘸子让阿布他们一人拎一个角，“一定要扔远。如果挂在树上，说把腿给我们俩敲断。”阿布握着蛇皮袋里面的一只脚脖子，另一个男孩，则双手抱住蛇皮袋里一颗小小的头。两人合力，狠狠地往山下甩。男孩们力气大，果真甩得远，没挂在树上。滚了十几圈，也没被石头拦住。蛇皮袋精准地滚进河水，顺流而下。这才知道，蓝黑色的，看上去接近冻住的小河，其实流得那么快。“那天专门带我俩在街上吃的，肉串刚上来，一口都没吃就回去了。估计看见警察了。”
        瘸子装瘸的不知道多少年，竟然真瘸了。“收工回院子里，也拄着拐。”阿布记得，那个夜晚，天空从头到尾洗过，月亮像谁家的“大灯泡”，他抱起床头柜，和商量好的几个小孩一起，各自抱着椅子、床板和木桶，往院子里跑。床头柜上垒木桶，木桶上面顶着两把椅子。阿布扭着跑在最前头的小孩的耳朵，黑暗里扇去几个巴掌，让他蹲下做人梯。踩着男孩的肩膀和头，双手奋力往上攀，踩在搭好的椅子上，阿布感到，一切都在摇摇晃晃。围墙上全是玻璃片子，“一点没感觉疼，血从袖子管子里流了一身，一点也不疼”。最后一脚，踹塌了杂物搭出的塔，终于把一只腿跨上围墙。膝盖也扎在钉子和玻璃里。扭头一看，瘸子拎着一把长枪出来了，“砰”的一声，肘边的砖块，碎了一个大坑，玻璃碴子，飞进眉毛里，也刮进耳朵里，一阵蜜蜂叫声后，什么也听不见了。阿布连头都没有回，只听见有男孩开始哭喊着往回跑。他的膝盖扎在钉子上，怎么也拔不出来，只能往围墙下面躺下去。一头跌在地上。爬起来后，“跑，什么也不想，就是跑。”。顺着小路，浑身是血，什么也听不见，万籁俱寂，月光照亮了每一寸池塘、芦苇，他见田埂就往里钻，一路踩死了不知道多少蚂蚱、蒲公英和田蛙。那是阿布十四岁的夏夜，“根本就不知道往哪儿跑”。
        医院里打了不少针，从耳朵里取出玻璃，还是浑身都难受。阿布问医生，那种“闻药”去哪儿了？医生问他“闻的药”到底是什么，阿布说，是把纸对折一下，夹在当中的白药粉，一闻，病就好了。“可精神了，干活一天也不累”。医生摇头，说马上给阿布找警察。听到警察，阿布马上扯掉针管，又跑。后来带起了孩子，他才知道，遇到好苗子，要给他上药。“药孩子”一定跑不了，跑了也会回来。药叫“聪明药”，而“聪明药”就是“冰”，“冰”，就是他已经上了两年的“药”。他亲自给“好苗子”上药，告诉他他生病了，就像瘸子成天说自己生病了一样。即便他连喷嚏都没打过一个。前几次上药，阿布还被伙计骂，“不会上药”、“浪费药”，他才知道，给孩子“一点点就够了”，里面要掺上滑石粉。
        阿布发现，“打了药的孩子你不用操心，不用打不用骂”，“手比眼睛还快”。十六岁时，当他掌握了铁钳和鞭子，才知道为什么空手而归时，瘸子要生那么大的气。孩子们什么也没弄来，自己就没法儿送货，送不了货，就“打不了药”，打不了药，就“病怏怏的”，浑身都难受，“想杀人的心都有，还只是打了他们”，“打了他们，还给他们做饭”，简直就是“活菩萨心肠”。阿布说，“打了药的人，是什么都不顾的。到最后，实在赔钱的，一个孩子，换一大包药。”
        十七岁时，阿布重新看见了妈妈。那天早晨他一路屏息，捏着拳头，寻遍每一节车厢，逮到长得像的就拽起对方的领子，只为寻找骗了他“一包药”的同行，心里发誓要“杀了他”。却顺着车站烤包子的味道来到卖早餐的小推车，是妈妈把他给认出来的，妈妈一开口，他也一下认出了妈妈。就像被车站喧哗的子宫重新分娩出的药孩子，阿布被天意重新还给了妈妈。他找遍了伊犁所有地方，却从没想过家离车站这么近。很快，他重新咀嚼起家里产的蜂蜜，一一触摸小时候的玩具，把头埋在枕巾上，回忆小屋里的气味。妹妹上了高中，墙上挂满奖状。重新团聚的喜悦之下，阿布的第一个问题是，当年来接自己的“小叔在哪儿”。饭桌久久的沉默之后，“我妈说，小叔考上了警察编制，十年以来，一直在和家里道歉，供妹妹读书，也在找你”。身体里的药瘾只给了他一晚上的时间，在凌晨时分警铃大作。汗水湿透了床褥，阿布说要出门“上班去”。早饭也不吃，就来到车站，在陌生人的行李和皮包里，寻找他此生的“药”。
        车站后巷，小红的床上的红丝袜，成了阿布第二种药。小红，“汉族人，奶子特别的大”，阿布说起小红，停顿片刻，自豪似地来了一句，“那是真的把她给操坏球了。”在小红身上，阿布仿佛终于知道“打药”的意义。一次结束，小红说要去洗，她一起身，一看到那两瓣屁股，阿布又伸手他她拽回来。拽回来，又看见小红大大的乳晕，阿布说，那上面有白色的颗粒，摸起来，就像“羊奶干酪上的粒粒”。破旅馆，粉灯管，使不完的牛劲儿，和在他后背抓出道道血痕的小红。他一天的精力都“折在里面”。当老板娘谈到“江湖规矩”和十万块钱时，阿布才头一回感受到，自己被人当做了“江湖人”。他照镜子，十八岁的胡茬，和爸爸，以及整个阿卜都热依木家的男人一样，天生又密又硬，两道深深的法令纹，里面横流着旺盛的油水，自来卷的毛发，使他看起来活像一头“人兽”。“当时就是傻，你知道吧，我要真抢人，我也就抢了。我只是觉得，把十万块钱拍在桌上，才算个男人。”
        为了“打药”，把妈妈的养蜂的存款也“骗光了”。孩子回来的两年之内，母亲再次流下孩子走丢十年间一样多的泪水。父亲死后，妹妹考上大学，临走前说“不认我这个哥”。阿布决心，戒毒，干生意。他已经分得清药和毒品，只不过，“打药”、“打药”，从小叫到大，说顺口的东西，难以订正。他跪在妹妹面前，说会把生活过好。在农场，从学徒干起，每天杀牛。杀牛常要两三人配合，但阿布杀牛，只需一人。师傅们围过来，不知道杀牛人刚刚“打过药”，劲儿不输给牛，活像牛阎王。只见阿布骑上牛背，俯着身子，搂着牛脖子，长刀刺进牛的心脏，刹那，转，扭，拔，三个动作一起完成。牛前膝跪地，轻轻地把命交给阿布。杀牛的牛皮围裙，被血渗了一整个冬天，翻过年，到夏天，苍蝇追着围裙咬。每天上公交车回家，常有母亲捂着孩子的口鼻，嘴里嘀咕着，“杀牛的，臭”，“杀牛的，不要看！”阿布给孕妇让座，孕妇都不敢坐，“我们那儿的人嘛，有说法，你让孕妇见红，不吉利呀。”
阿布不甘心杀一辈子牛。关键是，他“见不得剥牛皮”，一看到裸露的骨肉，他就想起和羊吊在一起。“牛刚剥皮，也一样，牛已经死了，但肉还会一跳一跳的”。于是他只管杀牛，不管剥皮和解牛。因为这样，师傅把他工资砍掉大半。不杀牛时，阿布就听书，书里总说“一个汉族词儿：出人头地”。他找到卖药的兄弟伙儿，新工作，在大院子。阿布以为又是一院子孩子，轻车熟路，推开院门，走进小屋，踹开通常睡小孩的里屋大通铺，却只看见沾满泥巴的农具。兄弟让他爬房顶，他照做，爬上房顶，抬头望去，看见三层伪装的向日葵，背后是一大片罂粟花地。
        满地黑土，土里冒着黑油，往年收割时的罂粟壳子，原样被翻进土里，散发甜兮兮的香气。风逆着吹过来，只闻一口，使人心旷神怡。那花美，那花香，兄弟说，“那花的种子能戒毒”，可是那花自己也是毒。阿布只负责看院子，就有不菲收入。他还是嫌少，就参与播种。收花壳时，先剪短，再晾干，大网筛子筛乱枝，小网筛子筛碎叶。留下一个个圆滚滚、黝黑的子房。刀片轻轻一刮，渗出奶白色的露滴。不下雨时，阿布上房顶，面朝深远的蓝天，把罂粟子房碾碎放进烟斗，忽然想起大伯，骑半段山路，就停下来，也掏出这样的烟斗。吸一口，就摇一次头。
        暴晒天光，顺着烟斗里冒出来的气，阿布仿佛能伸手捏住阳光，“能把光捏碎”，碎了的阳光，“一点点搓成粒粒，掉在脸上，烫烫的，香香的，痒痒的。”太阳光下，是雪山，山谷，树林，芦苇，花田，牛羊和冰河水，新闻上说的，“大美新疆嘛”。为小红攒钱的日子，却把小红彻底忘下了。心头劝说自己，“反正每天都给别的男人上”。兜里攒下的钱，买成了网吧里的夜宵，买成摩托车，买成了更多的药。直到有一次又上房顶，看见一排警车，闪着红蓝彩灯，远远的，慢慢地，掀起尘土。眨眼的功夫，已经开始砸门。二十二岁的阿布，翻墙已不需要人梯和床头柜。同样的玻璃，把十四岁手掌上的疤痕重新扎烂。警察鸣枪示意，阿布一路狂奔，跑过向日葵地，油菜花地，钻进树林，迈过冰水，远远望见运煤火车，先跟着跑，再纵身跳起，死死抓住铁杆。在不知名的车站，换上一辆载人的车，补票后昏昏睡去。警察找到阿布妈妈，妈妈在深夜偷偷来电话，问他在哪儿。阿布转问列车员下一站是哪儿，列车员说，是终点站了。
        上海人的手机，随便一个，在乌鲁木齐都是三天一遇的货。上海火车站里，阿布感到，这里人就是羊。手机都被偷了，自己都察觉到了，还要扭头问你一句，“你看到我的手机了吗”？”“上海人都不好意思大喊大叫，说抓小偷。反正客气惨了，你尽管拿。”第一个古尔邦节，没敢回家，第二个古尔邦节，在看守所度过，第三个古尔邦节，阿布上火车，回乌鲁木齐，路上打热水时，碰见阿依·古丽。阿布追了半节车厢，“新疆人见新疆人，都比较好说话，你就上去聊就好了”。他问古丽，是做什么的？古丽说，是厦门歌舞团民族舞的演员，刚刚在上海演出完，直接回乌鲁木齐过节。她问他是干什么的，他说，“我是小偷。”阿布说，“我就是跟我老婆直说的。”
        刚从乌鲁木齐下车，阿布就被带走。却“连兜都没有摸我的”，而是唠家常。阿布认得老警察，老警察从小看着阿布这些孩子在车站长大。抓他们，放他们，教育他们，在他们离开时连连叹息。他吓唬阿布，“不是小孩了，今天就给你送进去。”他问阿布在上海混得怎么样。阿布逐渐感到，他根本不知道大烟壳子的事，“他那天就是大年三十还要值班，闲得慌，找人聊天，不会把我怎么样的。”陪聊到凌晨一点，阿布才被放出来。车站外，鹅毛大雪，广场上的雪，淹到膝盖。雪中远远伫立一位女孩，举一把伞，以为是妹妹，凑近看，是阿依·古丽，“我老婆就在那儿站着等我”。阿布张口第一句话，故作镇定，“你看，我真是小偷吧。可是他们不能拿我怎么样，厉害吧。”古丽嘴唇冻得发紫，说找人找关系，给阿布把案底消掉。
        古丽的母亲在北京有一家酒店，古丽新疆的家里，三米长的红木大沙发，摆满六七间房。古丽的哥哥，管着上千头牛羊，两家旅游酒店，古丽的姐姐，在敦煌经营着七十多辆旅游大巴。古丽开父亲的车出来，阿布知道，它叫“虎头奔驰”。整个春节，古丽带着阿布，出没乌鲁木齐各大饭店，参加种种家族饭局。古丽最爱看他狼吞虎咽，说这个没吃过，那个也没吃过。节后，两个人在上海，搬到一起住，幸福的新疆小情侣，走到哪里都显眼。二零一二年，古丽母亲在北京被带走调查。了无音信。焦点访谈一期节目，新疆一位人大代表，家里每年都添一套红木大沙发，沙发打开，里面是成箱的现金。
        古丽联系不上家里所有人。只有哥哥从前的司机，每个月给她打来两千元生活费。但到二零一二年底，司机也无踪无影。阿布每次毒瘾发作，都跑出门，说上医院“开药”。古丽在厕所发现矿泉水瓶，瓶盖上烫了孔，倒插着两根吸管，和普法节目里的别无二致。“我不让她碰，她有次生气了，赌气要碰。”“从一开始就不该让她碰。”“你知道吧，她说，到底是什么东西，能让我的男人动手打我？”“我就不应该让她碰。”古丽吸毒后，迟到太多次。被开除后，强行回到舞台现场，被保安抱着走，从舞台上跳下去，摔成骨折。和歌舞团打官司，报工伤，一审败诉，二审维持原判。两个人在小屋里一起发疯，一起被警察带走，接受社区戒毒。阿布强制戒毒两年，古丽因为怀孕暂缓执行。出来后，儿子刚好两岁。古丽羊水和奶水里，都有冰毒，孩子在肚子里长到九斤三两，生下来就有毒瘾，日夜嚎哭，一个月三十天，二十八天在医院打点滴。
        两人的婚礼，在出租屋举行，叫来几个新疆朋友。年纪最长的作阿訇，诵《古兰经》，两块干馕沾盐水，让阿布、古丽当场吃下，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苦，白头到老。地毯上铺上洁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古丽做的手抓羊肉和抓饭。怕惹邻里举报，引来警察，他们不开音响，没有音乐，静默中，只绕着一小块圆圆的地毯，手拉手，跳起维族结婚舞。只有地板，被有节奏地踏响，阿布和古丽嘴唇苍白，对视着微笑。
        尽管婚礼第二天，阿布照旧到接头点“拿药”、“卖药”，古丽摘掉头巾，打扮成汉族女人，假装逛衣服店，为他盯梢。阿布说，“之前都没有计划，后来是为了家。我们想着，攒出一套房子，就不干了。”长宁区的上海警察，每个人都知道阿布。天山路、娄山关路一带特别如此。公安局里父亲下岗，儿子上岗。退休前最后一天，翻开号码薄，最先挑阿布报道。模仿着新疆人的口音，调侃他，介绍他给儿子认识，阿布只要开口，所说之事，无一不是常年的治安难点，涉及以贩养吸、老虎机、摩托车抢劫，车站扒窃，涉及整个新疆人犯罪网络。出狱的小新疆，只需花一天时间，上澳门路找到圈子，三天之内，就能熟悉最新业务。到第四天，关于他具体去干什么了，你就可以去问阿布。阿布出狱三次后，儿子都九岁了，外来务工者学校里，小阿布遇到校园霸凌。阿布知道，不能再进监狱了，他说他的儿子是“走丢了就吃不饱的孬货”。为了不再进监狱，他干回这辈子最顺手的“生意”，关于药，只买，不再卖。白天，他上环球港门帘子边上偷手机，晚上，去给老虎机店看场子。每天能赚一千块。“下雨天，要翻倍。”下雨天人要在门帘子那里收伞，收伞时，如果身后站个阿布，手机能不没，“我就跟他姓”。
        冰毒最大的问题，“你会怀疑身边每一个人，你会觉得，“每个打电话的人都在报警”。随时随地。“连古丽，我和我老婆都相互怀疑，你想想？”阿布好几次都在家提起砍刀，砍向儿子和古丽，骂儿子是个“赔钱的货”，说古丽外面有人。即便她只是一夜又一夜地对着电视发呆。事后，两个人又抱头痛哭，不知道为什么而哭，但绝不可能是为了爱情。因为每次一哭，古丽都说要找到妈妈在哪个监狱，而阿布，都说要找到当年的瘸子，和他“同归于尽”。
没钱时，互相绑在床上戒毒。有钱时，手牵手下馆子。孩子吃饭，吃着吃着，父母都不见了，是因为两个大人“一起上洗手间打药”。孩子只知道，父母互相搂抱着出来，脸上会笑嘻嘻的，仿佛在洗手间发现了天大的好事。
        女儿出生时，古丽二十八岁，差点难产死掉。二零一六年，女儿出生后，每次到警察局谈话，阿布都会出卖朋友。其实，自从九八年到上海的这批小新疆陆续有了孩子，他们之间就总是相互点炮。为的是“不进去”，实在要进去，又得“嚼肥皂，吞钉子”。阿布帮公安局办下的案子，揪出的人，当过的眼线，是一个普通公安干警“几辈子也干不完”的。关键是他扒窃的脚步，他的维语信息网，遍布虹桥，长宁和虹口，跟上海的“湖南帮”、“河南帮”也都混得熟，辐射面，比任何一个干警都要大，都要广。功过之间，监狱的铁栏杆慢慢消解，他开始有一种自信，同时也告诉古丽，自己永远不会再进监狱。他还经常觉得，自己“没穿那层皮”，却是个“真正的警察”。他开始感到，对上海市民的钱包，有无限开火的权利。那是一种“天经地义的”，是上海这座城市给他发的治安“工资”。他说，自己“只是一个戒不掉毒的警察”。这位维族警察，“下班”后，也不乐意带孩子，他儿子，抱着他的手机，刷短视频，“玩游戏，能玩一整天，彻底没办法了”。小阿布数学只考六分，归功于阿布打了药之后，“对一件事特别特别专注”，比如，给摩托车贴水钻，一粒粒小水钻，贴满整个摩托车，从夜里贴到凌晨，再到日出，全部贴完，都忘了“有没有眨过一次眼睛”。
        古丽也一样，打上药，“眼睛发直，只知道织毯子”。家里到处是毯子，地毯，挂毯，桌布，床单，被套，全是古丽的一针一线，把手织烂，把心织碎，把新疆纹样带到上海，活活在天山路上织出一个小乌鲁木齐。推开那扇门，门后的异域风情，使每一个上门寻访的社区戒毒工作人员都惊叹不已。使他们每隔两周，都来阿布家里，做思想工作，宣传戒毒，引导子女教育问题。还帮两个小孩子申请补助，续约韩红基金，动用工作外的人际关系，给古丽介绍工作。可古丽的所有工作，都无法胜任超过一个星期。老板总说，这个维族女是不正常的，总会发疯，说男同事都是“汉族猪”，包里带刀，早晚要杀人。“我去调监控了，是那些男的在走廊里先摸她屁股。一帮狗日的。”
戒毒三天以上就会幻听。隔着墙，都能听到邻居没日没夜地悄悄报警，在街上，听到的所有声音，谈的都是要害自己的话题。阿布总是在黑暗中惊醒，提着刀冲进楼道里。什么也找不到，回家后就迁怒古丽。打她，骂他，打孩子，骂孩子。砸电视，买电视。砸床，修床。戒毒，复吸。女儿三岁时，阿布的肾脏问题迅速恶化。他举着化验单，看见每项数值后面，不是三个加号，就是三个减号。却像领了奖状。开心之处在于，他在公安局早有耳闻，肾衰竭的人，是警察最不想管的人。就算抓进去，每周都得送出来做透析，成为“真正的活爹”。他希望肾病永远缠着他，这样“就更不可能进去了，我女儿还在上幼儿园。”
        人一生最难忘的事，是失去自由。二零一九年，我因为酒驾，判罚行政拘留十五天。我刚进去时，阿布已经在里面呆了七十天。他最新的犯下的案子，是入室盗窃。起因是儿子又在学校被河南帮的孩子打了，他提着砍刀去吓唬人家小孩，打了人家来接放学的爷爷。河南帮的男人在夜里上门，占满整个楼道，要求赔钱。阿布说去拿钱，趁夜敲开卷帘门，砸了摄像头，拿走一箱成条的烟。香烟转卖时，被一起玩摩托车的“狗东西”点了炮。
      每天，狱警放饭后，都为了阿布单独再来一次。送来一盒少数民族用餐，由阿布独享。阿布把里面的萝卜和土豆都倒掉，只吃白米饭。他吃饭时，要躺着嚼，侧着咽，因为他声称自己“找到了一个特定的角度”，能让米饭绕开长钉和打火机。否则，要搅着疼。
        虽是短期刑罚，但密闭空间内，仍有暴力。十几个人，睡大通铺，只能全体侧身睡，鼻子顶着前人的后脑勺，满是头油的腥味。屁股上，还要被人用膝盖，或者鸡巴顶着，如果感到厌恶，就会失眠，如果失眠，就会听见鼾声四起，更难入睡。头顶的灯是长明的，为的是保证监控清晰。还不允许用被子蒙眼，为的是防止蒙着被子自杀。新进来的，临着便池睡，醒来也要被捉弄，受欺负。让做什么，就得做什么。两个剧组里斗殴的灯光师，每天学狗叫，被迫说自己操过妈妈，逗上海人开心。而即便欺负人的上海人，也要看阿布脸色。阿布每夜一人睡一大块位置，没有人敢靠近他。
        为了不受欺负，或者，可能想睡得舒服。熬到第三天下午，我鼓起勇气，到阿布身边，告诉他我是一个编剧，也写过书。我说感觉他身上有故事，希望做一次采访，“把你写进书里”。我没想到，阿布对我非常好奇，问了我许多问题。我撒谎，夸大了字数、知名度和销量，他可能永远没有机会知道，我只是一个被解雇了的不入流的编剧。他的脸上流露出对“文化人”的热忱，这让我窃喜于轻松得逞。
        故事开始后，我立刻感到耳朵备受折磨，经常神游在他上下闭合的浓密胡须之外。不但对嗡嗡的蜂箱提不起兴趣，更对杀牛和罂粟花的种植知识倍感煎熬。我们每天七点醒来，做操，然后是看着普法录像，静坐思过。中午必须睡觉，不能发出声音，到下午，我会督促自己，主动找到阿布，用前一天最后的话头，帮他续上故事。好处是，只这样做了两天，我就被他叫着睡在靠窗位置，属于“第二顺位”。他还骂了我右边人几句，这样以来，我和他一样，可以睡成大字型，后来夜夜好眠。而其他人，被迫叠得更紧。
        难以置信，我真的听了进去。我开始感叹他能记住那么多东西。几天后，我们愈来愈熟悉。熟悉到我可以顶撞他、打断他、逼他重说一切说得模糊的地方。我还纠正他的时序和结构的问题。在我的引导下，他被迫以线性方式，退回乌鲁木齐车站，一点点向后推演。某些地方，他会陷入深深的思索。这让我感到，他没有跟我吹牛。如果实在回忆不起来，他会发脾气，告诉我明天再说。直到得知我只关十五天，且五天后就要走，他竟然焦急起来。每到下午，主动拍拍我，继续我们的旅程，除了吃饭和解手，我们一直在说，说到睡铃响起为止。
        故事最后停在了他女儿身上，他女儿是古丽用半条命换回来的，那天晚上，他跪在产房门口，默默跟上天讨价还价。闭眼祈求中，听到了“安拉”给出的条件，“戒毒，不骗妈妈，不打老婆，不打孩子”，只有这样，“古丽和女儿才能都保住。”他自豪地说，“我都做到了，反正安拉没说不能再进监狱”。十五天刑期的最后一天，与往常不同，他摇摇头，刻意没有和我说话。似乎为向我坦白了这么多而感到后悔。我开始害怕，因为他总说可以徒手拧断任何人的脖子。
        我走之前的几个小时，狱警来叫我的号，做了通知。阿布起身，撕下墙上的一张注意事项表和食谱公告，在上面找他需要的数字。拼成一个电话号码，用唾沫粘在一起，递到我手里。离开之前，必须接受全身的查验。狱警摊开我的手，拿走纸条，看了一眼，撕碎，扔进垃圾桶。除了“一三五”的开头，我没有记住后面。“这里面都是什么人？”警察用食指点了一下我的脑门说，“你出去了还想联系！”我头也没回过，快步离开。在门房领了一张单据，门房说，把单据给出租车司机，打车去哪儿都不要钱。司机会找上海政府报销。
        坐上车，我想起和阿布讨论书名的下午。我执意要叫《九斤三两》，这是他儿子出生时的体重。他不置可否，我说那你来想一个？他想了许久，说了一大串维语。我摆摆手说这也太长了，他说那就按你的吧。我真固执己见，应当立即让他翻译给我听。
        在听故事的头几天，我的脑海总是回荡着一句——“哀其不幸，怒其不争”，或者一些“社会环境、个人选择、边缘个体、大城市少数民族犯罪网络”之类的议题。而后来，在他的新疆腔中，在雪山、草地、花田、蜂巢间，在车站、羊血、黑屋子、白色药粉、黑烟囱间，在婚礼、葬礼、躲避、欺骗、针管和砍刀间，这些回音，这些职业病，惭愧地退下。包括所有旁观者心态的评价和感受，统统都褪去。
        当我越来越多地观察他挂着维族长睫毛的眼睛、恣意跃出拘留所背心的胸膛的体毛、满胳膊、满手掌的玻璃疤痕，和他时不时捂住肚子，调整钉子的位置的样子——我所善用的那些形容词们，开始收起它们虚伪的花蕊，露出象征真实世界的黝黑的子房，用刀一割，就会渗出禁止形容的白色液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