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除三害》为何港台冷待，大陆却爆红？陆港台三地影视体系启示录

「香港导演在台湾拍一部港味韩风的台湾犯罪片而在大陆爆红，陆港台三地缺失与互动下，新华语影视体系正在形成？」

特约撰稿人 李照兴

甚至大陆国台办发言人也要回答关于《周处除三害》的提问，影片在大陆的高热度被解释为“同胞同文同种，特别容易共情共鸣”，并“鼓励台湾相关业者赴大陆发展”。

台湾电影《周处除三害》在中国大陆热映及票房大捷的话题，可谓超出一切预期。

电影于3月1日在大陆正式公映，截至15日大陆地区票房已近4.5亿人民币，全国排片占比还以20%居首，最终票房由较早时预估的1亿元人民币不断提升至6亿。



热度首先体现在公映首周内，大陆社交平台的观后感洗版。

自媒体各自蹭流量发挖片中由演员、原型到衣著，或政治隐喻的话题；第二周由主流媒体以至外媒引为中国流行现象报道，甚至成为大陆国台办发布会中要回应的提问，达到牵动两岸文化及市场关系的层次（发言人当然也不放过统战机会，把影片在大陆地区的受欢迎，解释为“说明同胞同文同种，特别容易共情共鸣”，并“鼓励台湾相关业者赴大陆发展”）。



《周处除三害》能成为这样现象级爆款，固然已大大超过了单单作为一部犯罪电影的本质。

有人研究它得以在中国大卖之道，有人刻意过度解读当中的象征比喻，有人复盘它的营销策略。

现在看来，除了作为爽片大快人心，令向来戏院观影尺度保守的中国观众大开眼界以外，《周处除三害》带出的整个华语片创作及市场的未来可能性讨论更形重要。



市场层面，它的大尺度及受欢迎揭示了中国审查及分级制迟迟未能开放的滞后，连带是对整个华语电影市场健康发展的可能性探讨：作为一个不确定但又可能会有极大收益的市场，中国大陆影市如何能真正融入全球华语影视体系，通过大市场，大收入，丰富制作资本流，形成更健全的电影产业及生态。



在创作层面，作为香港导演于台湾摄制、而在中国大陆才获得巨大成功的电影，它同时也突显了陆港台三地电影环境的某种特征及缺失，以至这些互动关系如何能互补进一步发挥，并形成一个新华语影视体系的可能。

作为一个不确定、但又可能会有极大收益的市场，中国大陆影市如何能真正融入全球华语影视体系，通过大市场，大收入，丰富制作资本流，形成更健全的电影产业及生态？


2024年的中国，审查尺度竟然放开了？我想我是极为罕有、为了看“已删剪版”而再看多次《周处除三害》的观众。

在中国大陆上映之后，于网络私域中，中国观众在寻找的，都是未删减版的资源。

事实上，中国观众从不是没办法去看这些大尺度的话题电影，大部分新片，无论是荷李活制作抑或韩日台港作品，基本上都能在中国的各种网上、社群中，找到盗版资源。所以《周处除三害》最基本的震撼，的确是源自它竟可以堂而皇之的得到龙标，在中国的院线公开放映，并且没有分级的限制。

这意味着这部不乏暴力与性暗示的成人口味作品，是能公开接触到任何年龄的观众层。

这也成为它得以引起哄动的首要因素：尺度那么大！如何通过的？——更好奇的是如何通过审查得到龙标，而非它的尺度有多大。


由此核心好奇引发，成功燃起的是中国观众由来已久的对电影院上片可供选择的不满，以至必须进场一看究竟的欲望。

它假设了一个场景，是潜在已久的对中国开放审查尺度的幻想。

今次最成功的发行及宣传商聪明地抓住了这期待，并用一招反宣传把影片推到风口：先是在点映场（优先场）之后传出正式公映时要“换盘”即放删剪版的风声（比较两版本其实删去的不多，也不具影响性剧情），从而把此片尺度惊人的讯息传遍。

说它是宣发方一个极成功的案例，因为从排期、影院排片率到宣传上，都可说是按成功的冷门黑马推广方式进行。

此片大陆引进方是星光联盟，发行方是阿里影业。星光联盟在这方面尤见往绩，过往以小博大的例子有泰国片《天才枪手》和印度片《起跑线》，分别有2.7亿及2.1亿人民币票房。

一般以批片模式以固定价格买断影片中国公映版权，这双刃剑意味有回本风险之余，若能大卖则不需再和片主或制作方分拆利润（亦有说法是今次是以包底再分帐方式计算分成，即台湾片方仍可能从大陆票房取得回报）。

此片尺度“惊人”却可以通过大陆审查，这成功燃起了中国观众由来已久的、对电影院上片可供选择的不满，以至必须进场一看究竟的欲望。

它假设了一种潜在已久、对中国开放审查尺度的幻想。

而《周处除三害》若确认以这模式引进，相信此前无人能猜到它能大卖的情况下，可以估计其引进买断价该不会超过它在台湾本土的票房即大约1000万人民币。

依此推算，若以6亿票房收官，引进方肯定获利丰厚。当中的讯息同样明显，市场一旦稍为宽松，好的作品理应可得到更大回报。

如何选有潜力的作品靠眼光，然而眼光以外得有策略，宣发方首先是避开了贺岁黄金档，在四部大陆贺岁片放了近一个月后才推出，比起收20亿至30多亿（但质素完全不值）的《热辣滚烫》和《飞驰人生2》等片，却又能做出单日票房超过这些卖座片的新闻，兼且以硬派黑暗犯罪片的类型，对比这些正向乖巧作，成功释放出一个票房逆袭的奇片气场（不过以同期放映作品比较，它票房表现确实比晚一周才上映的《沙丘2》 更佳），而后慢慢从好评口碑中建立正向上升排片及票房效应。

当中最难以克服的，实在是院线是否愿意给时间让口碑发酵，因为现存中国院线最大问题即为大片独大之时，院线都宁愿一整天排满了大片，个别冷门片一般只获得首或尾场档期，若没足够时间去慢慢发酵的话，命运就是迫得草草收场或像《红毡先生》般撤档另觅档期。

所以无论是档期制定，到院线默契，它的成功除了因影片质素，也有著宣发方熟悉业内运作及打通关系的能力和经验使然。

至于一切最核心的一步，即如何使影片在没有大删剪下保留并通过，恐怕就不足为外人道了。


爽、恶、敢：真性情对照大陆剧情脸谱化它综合了一系列对中国来说都算敏感的内容：暴力、裸露、宗教，经过主旋律电影压倒市场的时期，这些因素满足了中国公众想看些“不同的东西”的渴望。


但宣传话题只能吸引人进场，观影后的口碑才是最重要的持续动力。

《周处除三害》传递了宣传上允诺的爽、恶、敢的看点，同时又满足了另一些需求，而且这需求是中国大陆独有，这也解释了虽然是同一部电影，此片在台湾或香港公映时却未能大热的原因。

这要回到电影本身说起，以至它出现于一个怎样的中国电影市场时机。

它首先综合了一应对中国而言都算敏感的内容：暴力、裸露、宗教。坊间用爽片，敢拍，大尺度，阮经天最帅演出，去解释它的受欢迎，当然是较单纯的从文本及成品角度理解，但更宏观的社会环境也需要补充：过去三年除了因疫情影响入场欲，在新的意识形态加强管制下，同时也是新主旋律电影压倒性占据中国电影市场的时期。

基于表达自由的收紧，爱国主义风气再配合“抗美援朝”的纪念，对比荷李活大片日渐失去吸引力，无论是打正旗号的爱国战争片，到一应驯化或得宏扬正面积极价值的商业作品，成为了无可选择下的主流。

但是这些宣扬“正向”的电影，若非战争片或中式科幻般过度面谱化，就是电视剧般滥情。

这才得以了解，宣传上以“最恶电影”招来的《周处除三害》是如何满足了公众想看些“不同的东西”的渴望。

这种“不同的东西”，反映在影视作品中，有去年大热的电视剧《狂飙》，票房大卖的《孤注一掷》。除了以更多感官骇人镜头取得视觉震撼优势，这些作品在角色描写上有不一样的处理，其实是回归到一种自由市场创作的核心：更为真人真性情的设计，而非样板式的英雄。

套在港产片的传统，就是那些具吸引力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剧枭雄，或说是“令观众热爱同情又代入的坏人”，简称“好的坏人”。

那其实可追溯至中国传统小说中对“贼”的敬仰，所以香港黑帮电影从结构上来说，是延续了中国演义传统，人物讲求义气，有本身的处事标准，侠客精神，时而通过“舍身成仁”而达到救赎或净化的升华。

但问题是，这个本应是相当中国的传统，在近几十年的中国大陆电影史被中断了。

在一切讲求正面的宣传时代，犯罪片的贼人必须大奸大恶，最终必得伏法，正义的警员必然是完人，尽责甚至神通广大。

剧本上出现的警务人员，必须经历重重正面的调校，避免负面描写去争取通过。这使作为受欢迎的犯罪电影变得面谱化，意味着可观性大打折扣。

套在港产片的传统，具吸引力的角色往往都是悲剧枭雄，那可追溯至中国传统小说中对“贼”的敬仰，亦即香港黑帮电影从结构上延续了中国演义传统。

但近几十年的大陆电影，是一切讲求正面的宣传时代。



港产片和台湾片：填补大陆的苍白但在中国现在一切难以“尽吐”，连网络用词都要左闪右避的环境中（如政府会写成“zf”非因为简便，而是避免被认为是敏感内容而遭审查），其实积存了一种不能尽吐的压抑与自我调节。


此外，所谓“爽”，就是尽情尽兴，引申到最近逝世的电影学者大卫·博威尔（David Bordwell）对香港电影的借用形容“尽皆过火，尽是癫狂”，《周处除三害》无疑是这传统下有趣的演化。

当中国观众在追寻过往港产片或现在合拍片的犯罪处理时，最欣赏的便是这种会“去到尽”的精神。

远些的例子如《英雄本色》是“好的坏人”的典型，头破血流的警员杰仔把枪递上让Mark哥“私了”大哥成才大快人心，到最后都令人忘了主角其实是犯罪份子

又如前两年《神探大战》要去到有怪物在神探脑海中出现。

但在中国现在一切难以“尽吐”，连网络上用词都要左闪右避的环境中（如政府会写成“zf”不是因为简便，而是避免被认为是敏感内容而遭审查），其实是积存了一种不能尽吐的压抑与自我调节。

以至拍出来的犯罪片往往过度悉心回避“时地人”的真实所指，又得把犯罪动机以至警方的最终战胜落入套路，同时模糊化了现实及城市特征。

中国大陆制作而言，近年不少犯罪片要发生在南方某个名字实际不存在的城镇，甚至讲东南亚邻国的都不能真正说是哪国家； 合拍片而言，警匪或犯罪片则常设定为过去的时代，近年尤流行1990年代，以至英殖时期的香港，以便“坏”警察可以出现，亦避免被认为有影射当下的暗示。而这实则大大削弱了故事的尽兴度并留了苍白。

港产片和台湾片一直填补著这苍白，因为两者都同属华人社会，但在故事及场面处理上却更为开放。

一定程度上，它既中国化，但又非中国大陆，使中国观众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幻象。

审查也会方便通过，因为当中的乱象，都可归咎为非社会主义环境下的腐败。

一应不方便在“本地”影视作品出现的恶，只可能在“彼方”那制度不完善的平行世界中出现。

这种特别是处境和夸张暴力的异地移植，必须要在离开中国大陆的时空才得寻回，当中还有一个更实际的理由：今时今日，在中国已很难发生这些重型抢劫及黑帮街头暴力。

严格的社会通讯管控，处处监控摄像头，基本上排除了大集团或系统性的打斗。

暴力一般以别的形式存在，但反过来这确使观众对表象的以暴易暴式动作更为渴求。

它既中国化，但又非中国大陆，使中国观众产生一种既熟悉又陌生的幻象。审查也会方便通过，当中乱象都可归咎为非社会主义环境下的腐败。

不方便在“本地”影视作品出现的恶，只可能在“彼方”那制度不完善的平行世界中出现。


冷待与热捧：港台与大陆的期待落差《周处除三害》另一尺度突破是邪教的情节，尤其是当代宗教以及教主对迷惑人心的描写，及其后引起的教堂大屠杀，这在宗教被视为敏感题材的中国大陆而言也极罕见，也一如所料惹来最多讨论。

片中邪教的象征在大陆观众群体中有了不同的过度解读，无论是比喻作台独论述古惑人心，抑或是美国的对台瞒骗，这些角度显然过份随意，反过来亦可当为自我国家情状的指涉，都并非严谨的解读。

这里唯一有意思的，是真正作为肌理丰富满有意涵的开放文本，它邀请及激发了更多想像，而非一部只为传达单一既定讯息的教化作品。

再而是一反警方必然更为精明的传统，《周处除三害》中探员查案比黑道小子更差，到最后再有同情坏人的处理，也属不寻常的警察形象。

一般陆片的公安形象描写上恪守规范，通常多为香港合拍片才会出现非面谱式警员，例如《神探》里的神经质警探。

《第八个嫌疑人》探员退休后才碰巧找到嫌疑人的桥段，也一洗英明神武的处理。

一些较高质素的内地导演拍的犯罪片，拍出来往往更像文艺片！

例如娄烨、贾樟柯，如忻钰坤的《心迷宫》以至最近期《河边的错误》，论爆炸力和犯罪刺激场面的刻划，港风依然有一定期待值。

这种高反差的警察形象，再上一次能在中国大陆银幕上看到的极端例子，已是2012年杜琪峰《毒战》中的孙红雷角色，片中他作为卧底警员不仅有吸毒镜头，最终结局更是一反常态，不是战胜贼匪而是倒卧血泊而亡。

可以说，《周处除三害》在台港地区的冷待，和大陆地区的热捧，更多是出于一种期待的落差。

台港观众看到的是精力旺盛但牵强的反转，最后那不合理带荒诞的屠杀，反而是去得不够尽。

它要么去到塔伦天奴（Quentin Jerome Tarantino）式的血腥漫画化，要么就需要把故事说得更完整。

但中国观众看到的，却是禁忌与常规被打破，像在此压抑的大环境中收到一个开放的讯号，或至少是一个小小的排解焦虑的发泄出口。

这种“不同的东西”，在大陆观众看来，是相比内地导演极为不一样的犯罪片处理手法，因为有趣的现象是：除了呆板的面谱式处理遭诟病之外，一些较高质素的内地导演拍的犯罪片，拍出来往往更像文艺片！

例如娄烨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贾樟柯《天注定》和《江湖儿女》，忻钰坤的《心迷宫》，以至最近期的《河边的错误》，论爆炸力和犯罪刺激场面的刻划，港风依然有一定期待值。



台港观众看到的是精力旺盛但牵强的反转，最后那不合理带荒诞的屠杀，反而是去得不够尽。

但中国观众看到的，却是禁忌与常规被打破，像在此压抑的大环境中收到一个开放的讯号，或至少是一个小小的排解焦虑的发泄出口。


港产片作为一种方法：未来华语电影可能性？

我们当然不必和应那些把《周处除三害》的成功归纳为市场从此开放的论调，但某种松动和新可能确实正在发生，问题是这些个别的案例能否形成一种令电影投资及创作人可依循的标准。

正是这种贾樟柯提及的不确定性令电影人却步，也打击了市场（不确定性包括剧本是否通过、拍成之后完版能否拿龙标、公映期间有没其他政策改变或突发事件，以至更多不能解释的“技术原因”）。

显然，今天中国观众对电影的追求，已远远抛离中国官方可容许的水平。

以此片的话题及反应看来，它预视了一个更开放的审查及公映制度下，中国电影市场的潜在可能。

就如韩国在1990年代中开始放宽电影尺度后才得以成就今天的韩国影视黄金时代，问题是，当年韩国电影业的巨变，依存的社会条件，是一个更宏观的整个社会改革和转型的氛围，而非单凭偶有一两部严苛制度以外被恩赐公映的漏网之鱼。

在这客观环境受制的创作境遇下，《周处除三害》最有意思的正是一种华语片系统组成的新可能。

短期内，要有敢拍的华语作品，无论是这里举例的犯罪片，抑或各种怪力乱神异端类型，著实是反讽地不能求于最多华人的大陆市场，而是需要从大陆地区以外的华人社会开发。

渠道是常规各地院线，以至各种串流平台。能否在大陆公映也好，“域外”的华语作品依然是开拓新疆界的先锋，培养并延展著新一代的观众口味。

显然，今天中国观众对电影的追求已远远抛离中国官方容许的水平。

这时代也是地域文化市场打破重组之时，所谓某地特有风格已难纯粹存在，例如韩片也曾极受港片启发，混和揉合，根本上诉诸一种泛亚洲风格乃至更跨域的全球市场。


这时代其实也是地域文化市场打破重组之时，所谓某地特有的风格已难以纯粹存在，好比《周处除三害》在死心不息又惺惺相惜的警员追凶的处理上，以至色调和硬拼打斗设计上也可说带有韩片风格，然而韩片当然也曾极受港片的启发，根本上已混和揉合，诉诸一种泛亚洲风格乃至更跨域的全球市场。

而一直谈论的港产片的气质与传承，甚至是作为一种方法，实际上已在香港以外异地再植，无论是香港导演黄精甫在台湾拍摄一部满有港味韩风的台湾犯罪片在中国大陆爆红，抑或是李子俊在中国大陆拍一部港式内地犯罪片《第八个嫌疑人》在香港得奖。

前者是外向型堆满了各种显眼的大尺度，后者是内向地把大鹏这疑犯角色刻划成前述的令人同情的坏人，无疑也极尽各师各法之能事，一个在不设限的自由市场中，一个在被容许的范围下，试探著未来华语电影的可能性。

什么时候，中国大陆能真正从审查尺度上开放它的市场，让观众享受真正值得入场支持的好电影？

这是个没人说得准的政策问题。


在这天出现之前，电影人要考虑的不应是向后的想如何迎合这个市场，而是向前推进，等这市场有一天追得上自己。

《周处除三害》为何港台冷待，大陆却爆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