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伊始，临沂某大学文学院的讲师邢斌，因写下做外卖员的体验，火上热搜。他称“决定‘像底层一样生活’”，每天骑摩托210公里、爬110层楼，兼职1个月送了2000单外卖，毛收入7000多元。他记录下了平台规则、工作流程、个体观察等内容，用“非常辛苦”来形容体验过程。
和邢斌体验式工作不同，更多人因为生存需要，进入这个行业。凤凰网多方了解，自去年以来，不少高学历毕业生、裁员潮失业者纷纷做起骑手。被称为“就业蓄水池”的外卖员行业越来越“卷”。
杭州滨江一处外卖站点的宿舍内，新人外卖员李凯结束了10个小时的工作，躺在床上长舒一口气。
他是江西人，今年23岁，2022年从浙江某所大学毕业，没找到工作，于是奔着低门槛、高收入、时间自由三大优势，成为一名外卖骑手。
但现实很快给他泼了一盆冷水。2023年，骑手人数不断增加，远远超过订单增加的速度。这不得不迫使每个从业者“卷”了起来。
有类似感受的还有他的宿舍室友们。
例如，睡在他上铺的是34岁的杨浩东。他此前在教培行业里做程序员，受行业整顿和疫情影响失业。他还有孩子要抚养，肩负着房贷，工作难找，别无选择成为外卖骑手。
宿舍里另外两人曾经是厨师和便利店店员，一位中专毕业，一位大专毕业。进入外卖行业最大的原因皆是，找不到更好的工作。他们当中曾有人在今年考虑过开网约车，但据兼职司机说，今年网约车面临的现状亦是“人多车少”。
宿舍在老旧小区内，大约50平米，新老骑手混住。室友们在得知李凯的本科学历后，眼神都透露着不可置信，像是在问：“为什么你也会跑来做这个行业？”
李凯说，那一刻，他看清了自己和室友们的样子——失业的人，努力寻找生存下去的空间。
外卖骑手不好干了。
今年2月的一场早会上，李凯被站长叫出来自我介绍，话说到一半，人群里冒出来一个声音，“又来个新人抢活，还是个大学生。”
打断李凯说话的是一名已经入行五年的全职老骑手，名叫许奕，43岁，四川人，高中毕业。许奕皮肤黝黑、粗糙，习惯佝偻着背，说话有浓重的乡音。许奕开始对新骑手怀有一种“敌意”，他说，“（老骑手）像被抢了饭碗。”
今年4月，这个杭州外送站点里的全职骑手又从60人暴增至100人，其中还不乏本科生与硕士生。
同样的情况还发生在全国多地，凤凰网从杭州、长春、长沙等地区的外卖站点了解到，2022年9月起至今，不少全职骑手站点的骑手人数，从原先30～40名增至80～100名左右，本科生和硕士生都加入“抢单大军”。
李凯的母校是浙江某所大学，毕业季，他海投简历，但没有等到回应。他说，同届学生至少有四成（当年就业率最低69%）和他情况相当，考虑就业大环境“严酷”，他想找个工作，作为人生临时落脚点。
另一方面，父母总给他打电话，劝说不如回到老家找个稳定的工作。但李凯觉得，杭州是个充满机遇的大城市，无论是收入水平还是生活便利程度，都更值得自己努力留下。
面对电话里父亲的关心，他只好一面撒谎，说自己拿到了一家药企的运营offer，一面开始找零工，赚取留在杭州继续找工作的生活费。
“送外卖、在便利店或是书店打工，都是留在一线城市的办法。”
他是在社交媒体上看到外卖骑手招聘广告的。海报上宣称外卖骑手“高薪、简单、轻松月入过万”。他顺着海报的联系方式，找到了杭州的一个外卖站点。
站长招呼新人很热情，招聘的流程走得迅速，没有特殊要求，只要应聘者身体健康、会骑车即可。入职当天，李凯先花了600多元人民币，从站长手里置办好装备三件套——租一辆二手电瓶车、一个放外卖的保温箱、一套骑手工服。办理好健康证后，他拿到了骑手账号，正式开始骑手生涯。
27岁的硕士生王丹，和李凯一样，也是大学毕业生。2021年，王丹从一所师范大学毕业后，开始准备公务员考试，初试折戟，为了赚取继续支持他考公的生活费，他选择先做兼职骑手。
休息时，王丹总会在商业中心观察聚集在一起的外卖骑手。他发现，外卖骑手似乎有鲜明的两拨群体：一拨是年长的老骑手，休息时间总会在室外区域聚集抽烟、闲聊，更喜欢谈论工作结束后去桑拿、娱乐；另一拨是新骑手们，在商业中心的书店里偶尔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杭州某外卖站长告诉凤凰网，2022年7月是高校毕业生进入外卖行业的节点，在他运营的站点内，先后有20多名本科生、硕士生成为骑手。
“他们的停留时间不超半年，听其他站点的同行说过，这些高学历骑手大多是做兼职的众包业务，用餐高峰时段抢单赚钱，其余时间会去商场看书。”该站长说道。
另一个高学历骑手人数爆发的时间节点是在2023年春节后。
湖南长沙雨花区一处外卖站点的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彼时，劳务中介向他的站点介绍了超过100名本科生、硕士生。
李凯时常感觉到一种“身份错配”，他学的是外贸专业，觉得自己坐在电脑前做脑力工作看上去更合理一些。除了大学里最好的朋友之外，没人知道他在送外卖。他说，一个大学毕业生送外卖，很丢人，“怎么混成这样”。
他和已经找到工作的同学联系时，总是嘻嘻哈哈地谎称自己在老家，而那些知道他在杭州想要请他吃饭的同学，他总推脱说自己“太忙没空”。
除了大学生外，失业者也涌入骑手站点。
杨浩东，曾经是写字楼里没日没夜加班大军中的一员。他曾是教培行业的软件工程师，每天用Java语言工作，中午和晚上的饭都靠外卖。
“我从没看清楚过外卖员的脸，也没想过自己有一天会送外卖。”他说。
2021年底，行业裁员潮来袭，杨浩东不幸成为离开的一员。三十多岁的年纪和大专学历，让他在找工作时不断被拒之门外。最终，他转身投向外卖行业，先做兼职骑手，一边做一边找工作。后来发现收入尚可，每月能达到9千左右，便全职投入了进去。
33岁的王力，曾经在健身房做销售，高中毕业。2022年疫情开放后，健身房的客流急剧减少，靠卖课时提成赚钱的销售们收入锐减。迫于生计，王力也开始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
王力干了十多天后，细细盘算了一下：扣掉各种成本，兼职骑手一天收入不到两百元。为了再增加一些收入，王力还尝试做网约车司机。他租了一辆车和朋友划分时段抢单跑车，开车时他总是盯着屏幕等单，抢到一单分成至少十几元。但订单量不稳定，加上平台抽成，司机分到的钱越来越少，网约车也难开了。两份兼职给他带来日均500多元收入，这让他在面对每月4000元房租和4岁宝宝时，有了一点安全感。
人数增加，让骑手的薪资不断下降。
做骑手之前，老骑手许奕是一名水泥工。2019年末，新冠疫情爆发，工地停工后，他才开始送起外卖。2020年开始，平台上给骑手的外送费很高，加上补贴，最高能达到20元每单，一年下来，他能存下20万元。
到了2021年，许奕每个月收入滑落至9000元左右。那一年，他在老家建了房子，欠下了一笔钱，原本盘算着在杭州干5年就能还清，可按当下的行情算，他起码要用8年时间才能“解脱”。
情况从今年4月开始变得更糟糕，站点平均日单量不变，每天接到1500单左右，骑手人数涨到了100多人，许奕一个月收入降到5000～7000元。
配送平台大多会设置相应的“评级”制度，等级高的骑手相应可获得高客单价的配送订单，而新人则需要不断地“升级”，从最基础的近距离、低单价的订单做起。
在此基础上，老骑手们往往会选择高单价订单，价格较低的会自动流转给新骑手。像李凯这样业务不熟练的新骑手，接到的订单派送费大多不超过10元。刨去每月800元房租、一天10元的电动车电池租用费、30元饭钱，再扣除购置二手电动车、其它送餐装备的成本，以及超时罚款、交警罚款，入行一月他总共赚了7000多元。
“取、送路程加起来总共7.5公里，配送费只有2.7元。平均到每公里的配送费是0.36元。”李凯算了算，这样的长距离订单骑手一小时只能接2单，时薪约5元，30秒内会被抢走，“不管什么单子，总有人会接。”
此外，全职骑手的惩戒机制和平台补贴也都发生了变化，一个差评罚款从200元增加至最高500元。李凯接到过一个订单，客人让他顺路帮忙买一包烟和啤酒，他觉得时间来不及就没买，结果遇上了一个差评，被扣了300元。
李凯还留意到，配送费和奖励金一直在下降，他3月份每天赚约300元，4月份跌至每天200元不到。他所在的配送区域，取消了恶劣天气补助金。
新骑手多了，站长的要求也更高了，比如，骑手每月超时的次数不能超过10次，否则会被劝退。
全职骑手饱和，逐渐超过订单所需要的配送供给，收入普降，平台开始重新分配订单。
一名长沙兼职众包骑手告诉凤凰网，众包的订单减少了。平台更倾向于保证全职骑手的工作量，因此会把配送费更高的订单分给各地站点。留给众包的大多是距离远、单价低的订单。因此，兼职骑手们开始注册不同平台的账户。
可是，各大平台都在收紧兼职准入标准。例如，主要承接2公里内配送订单的美团畅跑、2公里至5公里订单的美团乐跑、5公里以上订单的美团同城，以及饿了么兼职骑手平台，都在审核骑手的差评和超时记录，一些骑手面临劝退或者无法申请加入。
不少兼职骑手被迫离开，或想办法去站点应聘，转成全职骑手。另一些承受不住收入大幅降低的全职骑手则选择离开。李凯看到，在微信和app的骑手社群里，不少人在转卖他们的电动车或者骑手装备。
离开的人，有两种选择：一是换一个平台，继续从事外卖骑手；另一个选择是回老家。但无论如何，大多数人要赚到钱，还是得打零工。
受到配送供需的变化影响，全职外卖骑手的“人员流动性”开始降低——即便知道送外卖不能成为长久职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留下。
“出去之后，也不好混。”站长章雨告诉凤凰网，以往，春节前后是骑手的离职高峰，平均10人里有3人会离开，但2023年同一时段，整个站点共100人，选择离职的全职骑手只有几人。节前，一些专做兼职的骑手遇到收入不稳定的情况，也让其他全职骑手们更倾向于“按兵不动”，“这个时间点，所有人都希望更有保障。”
往年春节后，各个站点会通过各个渠道招聘新骑手。这批骑手作为新生力量在春季外卖淡季熟悉街道、路线，在夏天的外卖旺季成为配送主力。章雨回忆，2022年的时候，从中介处招聘一个骑手，需要支付的费用差不多是700元左右，现在则降到了300-500元。
“一年多前可不是这样的。”章雨说，去年疫情爆发导致外卖订单大增，各大平台开启了抢人大战，但订单回落后，外卖平台依旧因为抢占市场而继续增聘人手，变相使每个外卖员能接的订单和收入减少。
不过，对平台而言，越来越多新骑手加入站点，是件好事：可以倒逼骑手们进行竞争。带来的结果是——配送速度明显加快，订单遗漏的情况减少。
“骑手过剩，自然也就提高了门槛。”在外卖平台负责管理的工作人员向凤凰网表示。同时，该名工作人员还从某外卖平台的数据得出，从平台的数据来看，实际并未发现单量较往年有显著的变化，反而是趋于稳定的状态。
简而言之，在平台看来，周期性的人员涌入并非是新鲜事，处理的方式也较为简单。“我们通常会借机推动配送质量的提高，淘汰一波骑手。”上述工作人员说。
《2022年美团骑手权益保障社会责任报告》，把外卖行业称为“就业蓄水池”，并且解读这是因为行业的两大特点：一来不需要入行的门槛；二来从业者时间自由，多劳多得资。
如今看来，“蓄水池”似乎要满了。
李凯每隔几天到站点开早会，就能发现周围的同事换了一批新面孔。他说，自己不断结识“年轻且焦虑的失败者”，他们曾经从事形形色色行业，比如曾在火锅店、售楼处、流水线、建筑工地工作的人们。
“外卖行业的内卷，并不是行业的问题，而是反映出其他行业和整体失业率的增高。另一方面，本质上是市场没有给大学生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研究员聂日明认为，外卖行业“内卷”现象，实际上是现阶段我国就业问题的缩影。
他认为，就大学生就业而言，高校的核心支持作用不容忽视，“生产者不能把人生产出来之后就不管了。”
他建议，高校应当开设CDO（就业指导中心，Career Development Office），定期举办一些招聘会和就业辅导。他特别指出，研究生、博士生的职业寻找非常依赖于社交网络，因此高校必须要跟社会、企业建立互动机制。
“一些国外的大学、香港的大学，在毕业生毕业后会定期追踪学生状态，如果它们不做的话，薪资调查机构会去做这件事情。如果你没有把你的学生服务好，排名就会降低，就不会有人来报这个学校。目前中国的大学还有非常大的改善空间。”聂日明说。
此外，提升年轻人的就业率，也应该开放更大的就业市场。一些行业被严格管控可能带来蝴蝶效应，许多被迫失业的人在某个时间段进入“就业蓄水池”中，加速“蓄水池”里的内卷。
2023年5月中，二阳过后的李凯决定不做骑手了。许奕也正准备离开，他说，许多干了三、五年的老骑手们和他一样，想回到家乡，开个小店为生。
李凯骑手生涯的最后一晚，杭州高温，工作了11个小时的他，骑车缓行至租住的小区楼下。他把车停好后，坐在了不远处的长凳上。他感觉自己中暑了。
穿过走廊，回到宿舍。他叫了藿香正气水的外卖。
骑手来得比他想象的慢很多，大约半小时后，李凯的门被敲开。他顾不得和同行眼神交汇，径直接过了对方手里的袋子，说了声谢谢，然后关上房门。
第二天，李凯给站长发了消息：“站长，能不能做个结算，我想离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