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源：知识分子


撰文｜李珊珊
●                  　●                  　●
从本世纪初到今天，中国的自杀率下降了一半多，是全球自杀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且有数据显示，农村地区35岁以下年轻女性的自杀率几乎下降了90%。



然而，对于80年代来到中国，38年关注中国自杀预防问题，并曾组织开设了中国第一条自杀干预热线的精神科专家费立鹏，这个结果却并不那么令人满意，他毫不留情地评价：“我们希望自杀下降的原因是自杀干预起到了作用，但其实不是”。



费立鹏认为，近20年间自杀率的下降，自杀干预相关工作可能只起了10%的作用，剩下的主要是来自经济发展和城镇化的发展。



几乎旁观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影响这个国家居民精神状态的全程，作为一个加拿大长大，工作经历却几乎全部在中国的精神科专家，费立鹏的敏锐与疏离，让他可以轻易地就看到常年生活在这里的大多数人的盲点，从而抵达真正有效的预防。



1976年，毛主席刚刚去世，1949年出生的加拿大学生费立鹏第一次来到中国，做了两年留学生，他兼职去医院的急诊室监管自杀未遂者，发现这些人的故事里有另一个视角的中国的社会、文化，从而对自杀问题有了兴趣。



1985年，拿到了医学学位的费立鹏再次来到中国，希望能有机会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却发现，“这是很敏感的问题”，没有数据，他只好转而专注于重性精神病的家庭服务。直到1990年，卫生部开始公布死亡数据，包括自杀数据。



评估了基于不同样本、不同口径的官方死亡数据后，2002年，费立鹏与同事一起在《柳叶刀》上发表了他们的发现：估计中国1995-1999年平均自杀率为每10万人中有23人自杀，这个自杀率，加上中国巨大的人口基数，每年便几乎会有2.8万以上的国人自杀身亡，自杀占当时中国死亡人数的3.6%，是当时中国的第五大死因。



这是第一个让世界接受的足够科学、准确的中国自杀率数据，在这个数据之前，基于不同来源的数据，国际上对中国自杀率的预估在10万分之13.9到10万分之30.3之间。而在当时，费立鹏他们的数据的背后，一个令全球自杀研究的学者震惊与困惑的事实是：中国的自杀率农村是城市的3倍，且女性高于男性。这与西方的人群自杀状况完全不同。



自那时起，费立鹏开始了他的自杀死因研究，那也许是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自杀死因分析项目，整个项目访谈了500多名自杀者的家人和亲密伙伴，旨在寻找这些人为什么而自杀，从而寻找最有效的预防自杀的方法。



也是自那时起，费立鹏就一直在专注于中国的自杀干预工作。在北京的回龙观医院，他组织了中国的第一条自杀援助热线，培训了一批专业的自杀干预人员；2010年起，他来到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作为那里危机干预研究室的主任，从事精神疾病诊断的检查工具SCID的培训，以及一些公共卫生方面的研究工作。



在过去的20年间，一方面，经济发展带来的城镇化、女性地位提升、农药管制为中国自杀率的大幅下降提供了巨大助力；另一方面，根据自杀压力理论，生活质量的迅速提高会明显减轻因匮乏和愿望受挫而产生的压力，这可以减少沮丧、愤怒和心理痛苦，从而降低自杀风险。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在经济、城镇化进程放缓的背景下，没有了经济发展带来的幸福感，中国社会的自杀预防需要往哪儿走？



这是我们找到费立鹏，希望集中探讨的问题，也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思考，需要整个社会一起关注的问题。



（一）我们最初的自杀数据，

外国人都不相信



知识分子：2002年，您在《柳叶刀》上发表了当时中国自杀率的数据，其中，中国每年自杀死亡2.8万，以及农村自杀死亡的男女比例1:3等数据令全球都很震惊，能否讲讲，您是怎么进行自杀研究，怎样获得那些数据的？您的文章发表后，国际同行们反应如何？



费立鹏：1985年，我毕业后来到中国，希望能有机会研究中国的自杀问题，但当时的很多东西都是保密的，看不到数据，所以我转而做一些重性精神病的家庭服务。到了1990年，卫生部开始把所有的死亡资料报告给世界卫生组织，我们当时一看，咦，自杀率比其他国家要高，女性比男性要高。



有了这些资料，我肯定要研究一下。当时中国的自杀率大概是每10万人23个自杀，是世界上自杀率最高的国家之一（超过10万分之20），自杀是当时中国名列第五位的死因。当然，最让我们吃惊的还不是这个数字，而是：90年代，中国的自杀率农村是城市的3倍，且女性高于男性——在西方高收入国家，自杀率通常是城市高于农村，男性高于女性，比例大约为3:1。而且当时我们的数据还显示，国内的很多自杀与精神疾病无关。



我们这个数据出来，很多外国专家都不认同，他们觉得自杀之前肯定有精神疾病，如果没有，那就是没有诊断出来……他们觉得我们肯定是错了，后来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大规模的自杀解剖项目，可能是当时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自杀原因的调查，我们与自杀死亡者的家属进行访谈，了解那些人死亡的原因。



知识分子：作为一个外国人，您是如何参与这项研究的，会直接参与对自杀者亲友的访谈吗？那些自杀者的亲人愿意跟你们这种前来调研的“陌生人”谈这些事情吗？这种谈话中，最难的是什么？



费立鹏：20年前，2001年，我们在回龙观与疾控中心合作了一个项目，目的是分析自杀的原因。



我是这个项目的组织者，项目分布在全国的23个点，我都去过，但我的主要工作是培训我们的调查员，我也会具体去看，但我会作为观察人员过去，去看这些调查员们做得怎么样，合不合规，等等，具体进行调研的还是调查员们。我们不仅访谈那些自杀死者的家属，还找了一些意外死亡者的家属访谈作为对照，大概访谈了数百的自杀死亡（家属）和略少一点数量的意外死亡家属，了解他们的精神状态，甚至，是不是死亡之前跟家人有过争吵等等。



这些在调研时都有录音，我回到酒店后会听这些录音，听这些人的故事，每个录音我都听过。



一般我们的调查是在自杀发生后2~3个月，最长也是半年之内，家属们会印象比较深刻，但也会比较痛苦。有时候，你能看出来，家属们自己会想一个解释：为什么我的妻子自杀，为什么孩子自杀？受访者会有自己的一个解释模式，我们得跳过这些（他们自己的解释），去分析那些客观的数据，（分析真正的死因）。



一般而言，一个自杀者，我们会问两个人，一个家属，一个邻居、同事，我们通过两方面的案例来获得一个综合的信息来判断这人的自杀原因。



有些人很痛苦，哭得很厉害，这个时候让调查员也非常为难，我们的调查员会受一些培训，告诉他们如何处理这类的事情。当然，有人会不愿意谈，因为痛苦得那么厉害，还有就是，能感觉到，他们有内疚感，一直在想：如果我做了什么，就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如果我稍微注意一些，带他们去医院看病……



我们一般每个家属至少要访谈一个半小时，最开始是开放的问题，你的体验，你觉得亲人为什么会自杀，为什么你这么觉得？然后我们会有一些具体的（固定的）问题。



最终，我们的调研发现：一半的自杀者是因为家庭矛盾和其他的矛盾。自杀未遂者中，有心理问题的占1/3，家庭和其他社会问题占2/3。当时得到了一个结论，就是：专注于单一风险因素的自杀预防计划不太可能大幅降低自杀率。



也就是说：自杀，不是一个简单的精神卫生问题，需要很多方面、很多部门的努力。



知识分子：目前的中国自杀数据怎么样了，中国仍然是全球最高的之一吗？



费立鹏：从90年代卫生部第一次公布的自杀数据到现在，官方数据来看，自杀率下降了应该总共大概50%左右。注意，下降的是自杀率，不是自杀人数，因为人口增加了。



考虑到目前的老龄化程度远远超过了90年代，而老人的自杀率通常是高于年轻人的，如果老龄人口变多了，自杀自然会变多。我们如果对目前的自杀数据按照年龄分布进行一下调整，即进行年龄标化，中国的自杀率下降大概有60%。



对于这种变化，我们希望自杀下降的原因是自杀干预起到了作用，但其实不是。我们开展的自杀干预相关工作可能只起了10%的作用，剩下的主要原因是城镇化的发展。1990年代，大概75%的人口是农村人口，自杀的主要方法是喝农药。现在农村人口40%左右，而且即便在农村，农药也变得不那么方便获得了。



知识分子：女性自杀的情况如何了？男女比例情况呢？



费立鹏：女性自杀减少了很多，因为很多农村女性来到了城市，农药不那么容易获得了，而农村女性自杀的主要方式就是农药，而且当时她们用的农药致死率很高。另外一方面，这些女性的经济情况有了很大的改善，家庭也变小了，也没有那么多家庭矛盾了。



在城市，目前男性的自杀死亡开始逐步超过女性。在西方，男性自杀在几乎所有的年龄段都是女性的3倍，但在国内，现在农村差不多是1:1，城市的话，男性比女性的自杀要多的20%左右，大概是：1.2:1。在亚洲的其他国家，比如：印度是1.4：1，斯里兰卡是1.3：1。在亚洲的大部分国家，男女占比差不多。



知识分子：您怎么看目前中国发布的新的自杀数据，准确吗？



费立鹏：这些自杀数据还是有可信度的。我认为，跟其他国家比起来，我们（中国）的自杀数据可能会有些问题，但问题不会特别大，但我们最大的问题是：关于自杀方法的数据，非常缺乏，而且，非常不准。



（二）被忽略的老年人



知识分子：为什么数据显示我们的自杀率下降了，但很多人却感觉现在比过去更痛苦了，甚至有些数据显示各种精神疾病的患病率也上升了呢？现代人真得是更痛苦了吗？



费立鹏：这个问题很大，可以谈好几天。



简单来说，确实有些数据显示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有上升的趋势，但作为一个专注于精神卫生领域的流行病学家，我现在还分辩不出，这些数据在多大的程度上是因为现在的我们更敏感，有更多的精神卫生知识，普通人也更愿意承认自己的精神疾病了；有多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过去的方法不太准，现在的方法更准确了。



当然，精神类疾病的发病会有波动，我同意，但如果想当然地认为事情是越来越糟糕的，我不同意。



至于你提到的压力问题，目前可能大学生觉得毕业后求职的压力很大，但我们要想一想，30年前有多少人可以上大学？对当时来讲，考不上的压力是最大的，很多人甚至会好几年一直考，一次次考不上，这个情况跟你现在找不到工作的压力是差不多的，或者，我甚至认为，当时的压力可能会更大。



也有人认为过去的大家庭的模式，社会支持网络会比现在要好，但你要知道过去的农村大家庭模式也给成员很大的压力，造成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情，在那时候，女性没有地位，孩子都得听大人的话，也没什么地位。你现在往回看，好像过去很好，但其实，很难做一个实际的比较，很难说，到底哪个更有利于精神健康的。



现在老是说，过去很好，今天不好，这个思路，我认为太简单化，不够客观，而且，你现在可能抱怨房贷、车贷，害怕失业，但过去可能是穷到没有饭给孩子吃，到底哪个压力更大？所以，我觉得，比较轻易地说：现在更糟糕，压力更大，我认为，不那么客观。



如果一定要找一个比较确定的原因，我可以想到的是老龄化，老龄化现在正在变成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而年龄跟很多精神疾病的患病率是有关系的。



知识分子：刚刚您提到了老龄化和老年人，中国老年人自杀的一些情况到底怎么样？老年人自杀的原因是什么？



费立鹏：国内的老人自杀比例是明显高于年轻人的，但是自杀在老人的死亡原因中的排名却不是很高，大概在30位左右，因为老人死因排名靠前的可能有心脑血管疾病、肿瘤、糖尿病等等，所以，看上去自杀对于老年人不像对于中青年那样，是排名非常靠前的死亡原因。但是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讲，我们要减少自杀人数，要把注意力放在自杀最多的人群中，这个人群，便是老年人。



跟自杀最密切相关的一种精神病——重性抑郁的患病率，老年人的发病率比年轻人要高，因为他们遇到的生活的不适更多——严重的躯体疾病，退休之后没事情干的价值感缺失，都会形成各种各样的压力。在国内，目前，60岁以上的老人大概占自杀者的55%~60%，而且你还要考虑，（因为不是出生高峰），这个年龄段的人的人数其实是少一些的。所以，如果我们要减少自杀人数，力量得放在老人身上。



可是现在，因为很多原因，我们的好多力量放在年轻人身上。这里有年轻人的自杀更吸引媒体关注的原因。除此外，年轻人比较容易接触到，也许也是原因。特别是在大学、高校，要求年轻人填表做调研，相对要容易得多；而老人，尤其是农村老人，你很难找到他们，找到之后又很难沟通，他们预防的工作很不容易，需要花很多钱，却不容易被看到。



因为这些原因，我们的很多工作，很多钱都投入到了青少年、大学生身上，但实际上，真正需要关注的，是这些老人，如果要减少自杀人数，应该更关注这些老人。



你可以看看日本现在的自杀率，受老龄化和少子化的影响，他们老人多，自杀也会多。



在日本，很多老夫妻，丈夫走了，妻子很孤独的，一个人，也没有其他亲人，就自杀了。国内也有一些这种情况，比如跟孩子分开住，妻子去世了，这个老人特别孤独，痛苦，也有自杀的。我们要小心，不要向着这个方向走。



我觉得，在自杀问题上，中国最应该担心的是老龄化，因为老龄化可能会导致自杀增多。



知识分子：老人自杀率存在城乡差距吗？



费立鹏：过去城乡的自杀率之比是1:3，现在情况可能变了，但因为很多农民他们跑到城市工作，然后自杀了，算作农村还是城市，不是特别好区分。现在的城乡自杀人数的比例，好像有些数据显示是1:2，城市1，农村2。但也不太好区分，因为城市化之后，农村跟城市的区别也开始模糊了，农村种地的也变少了，即便是农村，使用农药的也不多了。所以像原来那种农药自杀的情况，在农村也少了。



但中国也有一种情况的自杀。生病，不想花钱治疗了，自己结束自己生命。我之前做过一个大的课题，调查城镇老人自杀的理由，其中，有些人就是出于这种原因。现在，我们的医疗保障系统明显比过去要好了，在城镇，（因为有了医疗保障），这种情况可能不多了，但在农村，可能还有这种情况。因为确实，很多家庭，因为治疗一个老人，就变穷了，老人会觉得应该对家庭有责任，不能给家庭造成这么大的经济负担，然后就宁肯不治病，甚至去自杀。



总体来讲，目前国内的老年人自杀的情况，尤其是农村、城市的不同，各种特征，还没有特别好的研究和数据。



（三）被误解的年轻人



知识分子：刚刚您也提到过，大学生的自杀很受社会关注，每次一出事就有各种报道，然后上上下下，尤其是高校会实施各种措施，但在同年龄层里，比起那些没有上大学的年轻农民工，大学生的自杀率算高的吗？能否讲讲年轻人，尤其是大学生自杀的问题？



费立鹏：这方面的数据不太全，但是我很怀疑大学生在同年龄层是不是自杀率高的。因为大学生在他们这个年龄的人中，是比较成功的一些人员。虽然上大学的比例从一开始的5%涨到了现在的50%，但总的来讲他们还是人群中比较成功的。目前的（自杀）数据，很难区分20岁上下，有自杀行为的年轻人，到底上没上大学，我们没有数据。但是，我仍然估计，大学生的自杀在同龄人中还是少的，但他们受到的关注度还是高，你比如说，一个22岁在农村自杀的女性，根本就没人会关注，而如果是大学生，可能就不一样了。



另外，总的来讲，年轻人自杀率明显低于中年人和老年人。一般来说，年龄越大，自杀率越高。还有就是大学在校生中，很清楚的，本科的自杀率比硕士和博士低，当然，这也许同样因为年龄，但也许还有别的理由，我们目前还没有数据。



知识分子：还有一个问题，现在的大学里，学生们不太敢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精神疾病，尤其是抑郁的时候不敢去找学校的心理老师，因为怕学校知道之后，自己会被退学，心理老师们对这件事也很为难，能听听您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吗？



费立鹏：不敢承认有心理的异常，在不同时代有不同的原因，但除了怕被别人认为“脆弱”的问题，害怕心理异常的诊断造成实际的影响确实是一个重要原因。你在军队，承认有心理卫生问题，那就需要退役了，今天在大学的情况也差不多，如果你承认你有自杀的想法或者念头，学校的心理咨询师知道之后需要上报，然后就会有人跟你谈话，让你退学，或者毕业证仍然会给你发，但需要你回家，因为不能让你在大学里自杀。这确实是个很无奈的事情，因为如果一个学生自杀，可能大学校长也要担责任，有可能因为这个问题，他很快就没有位置了。



90年代的，我刚到中国的时候，大学入学之前，会有一个健康检查，如果你承认有心理问题，就不让你上大学了。现在去掉了这个限制，但是现在的情况，可能一个学生如果在入学之前，接受过治疗，家长也会告诉孩子，千万别告诉学校，告诉了可能就不让你上学了——而且，这可能真的会是个问题。



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问题，不是很容易解决。你知道，心理咨询师也是必须要孩子承认自己有问题，他们才能跟进治疗，另一方面，哪怕这个孩子敢于承认自己的心理异常，也没有足够的资源为他们提供服务。



但还有一个问题经常被忽略，那就是，现在大学对于学生的精神健康方面的数据，可靠性也不是那么得高。比如，现在很多大学的调查，是要求心理咨询室就诊的学生，填一个表，但关键问题在于，去心理咨询的学生，他们的（精神疾病患病率）肯定是偏高的，这个数据肯定是不准的，不能代表全体的。



他们还经常问（学生）：“你最近一个星期有心情不好吗？”有，那就是抑郁了。这种调查完全不标准。但经常就是这种质量堪忧的数据，被拿来说服教育部门实施一些措施，用这种达不到科学水平的数据来影响政策。



我只能说，我希望我们相应研究的科学水平能够提高，教育部门能够真正去启动那些更科学的调查，从而有一些更有代表性的数据拿出来。另外就是，我们这么多措施实施，一年或几年之后，能不能有一些后续的跟踪调查和评估，来看看我们的措施发挥了什么样的作用。要看看我们这些政策、措施的干预是怎么做的，到底效果如何，需要一个可靠的评估，但现在还没有。



我还要多说两句，即便有目前的这种情况，大学生在一项科学的心理调查中仍然是非常诚实的。我们曾经做过一个研究，让参与的大学生一半实名，一半匿名，填写问卷，评估精神健康状况。最初，我们以为匿名的那群人，肯定精神问题报告得多，但实际上，实名的人，承认有自杀念头的比匿名的人要多。



所以，不要认为你觉得会怎么样，都要拿数据来看，大学的很多事情都有波动，不同的大学情况可能也会不同。



知识分子：讲讲您对促进年轻人精神健康的建议吧？



费立鹏：经常会有些大学希望我给他们的学生讲一下自杀预防的课程，然后，我在一个大教室里，给500个孩子讲一个小时的课，但我心里知道，这根本起不到学校希望达到的效果。



真正要教授这种技巧，需要小组制，最多8个人的小组，大家讨论自己的想法，要有交流，孩子才会说出一些埋藏在心底里，平时是不跟人说的想法。要让他们说出来，需要受过训练的指导老师引导，这个老师不会去否定他，不会觉得他的任何想法是没道理的。而受过这种训练的孩子，在朋友碰到一些事情，很痛苦的时候，也知道如何帮助，并有能力去帮忙。他们知道，不要去否定别人，倾听，让人倾诉，等等这些技巧，这是很多大学生缺乏的。所以我们需要做的的是，从孩子开始，逐步的提升心理承受能力。



我的女儿是在国内长大的，我记得她三年级的时候，经常到晚上10点还在写字，到了六年级，她的睡眠就开始明显不够了。现在，教育部门开始限制作业，要求家长保证孩子有足够的睡眠，因为睡眠缺少，对大脑的发育有明显的损失。



我觉得，无论如何，保证孩子们有充足的睡眠，总是一件好事，对孩子的智力发育和精神健康的发展，都是好事情。



我提这些是想说，最重要的预防是提升青少年的适应能力，即心理素质。我们现在的教育部门规定，原则上每天小朋友在学校应该花一个小时进行身体健康的锻炼，可是心理健康呢？



我本来做过一个发给学校的小册子，讲的就是孩子们的心理健康训练。孩子们本来应该有相应的课，可是比如，老师觉得孩子文化课没学好，就占掉了那个时间。另外，大部分学校并没有合适的人可以帮助孩子们进行这种心理健康的训练。



我们目前的方法是，找到有问题的孩子，给他看病，可是没有问题的孩子，我们就不管他们。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所有的孩子都要上一下这个课，课上一般有小组讨论，给孩子们机会，让他们开口说自己真实的想法，有老师引导，孩子们一起讨论和训练如何应对，就像在体育课上进行身体锻炼一样。每周有1个小时，几个小时，用这些时间，把孩子们的心理素质进行提升，可以很好地预防后面的好多后果。



另外，我最近也在想，目前，可能教育部门会倾向于说：我们需要培养未来的工人，但20年后，AI现在这样发展，未来的工作是怎么样，未来需要什么样的工人，谁都不知道。我们不知道是20年之后，到底哪些工作会存在，哪一些智力、技能根本不需要了，我们不知道哪些培养是白做的。



虽然培养知识技能的效果可能存疑，但是，如果是提高社会适应能力，那么，不管出现什么情况，这类技能都是有用的。你要想一想，把力量放在哪儿？躯体健康（体育）要加强，我很同意，但是心理健康是不是也需要加强提高一下，甚至，我认为，也许从某些角度来讲，提高心理素质是更重要。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很重要，因为随着年龄增大，心理问题只会越来越多，这个事情不仅是自杀，对其他心理障碍，也会有很大的影响，比如：有些人成年之后就开始喝酒来掩盖自己的痛苦感，其实也是因为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自己的痛苦。我觉得对这些应该有研究，应该花资源来针对这个问题做工作。长期而言，这不仅对自杀，对减少所有的社会负面的事情，都有好处。



（四）20年过去了，

中国的自杀预防需要进入新阶段



知识分子：过去20年间，自杀率的下降，经济发展和城镇化发展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根据自杀压力理论，生活质量的迅速提高会明显减轻了因匮乏和愿望受挫而产生的压力，这可以减少沮丧、愤怒和心理痛苦，从而降低自杀风险。但在未来，经济、城镇化进程放缓的情况下，没有了发展的助力，我们该如何进行自杀预防呢？



费立鹏：首先我纠正一点，城镇化和发展仍然会继续。我去过一些农村，山区的穷人确实减少了很多，但仍然很穷，20多岁的女性有三个孩子，都没有上过学，这种情况仍然存在，而且很多，都是有待发展的。



但你说的这个问题仍然是有意义的。联合国有一个可持续发展目标，说2030年要把自杀率降到2015年的1/3，要降这么多，靠过去经济发展、城镇化等等思路已经不够了，得发掘新的有效的办法。我个人觉得，应该把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放在预防，尤其是青少年的预防上面。



确实，如果一个人已经有严重精神病，好好治疗他们的精神病，能减少自杀的风险。但目前存在一个问题是，因为种种原因，在预防自杀方面，我们80%，甚至90%的力量在寻找这些高危人群，给他们强行的治疗。



这也是西方正在使用的方法，他们认为所有自杀的人都肯定有精神障碍，治疗这些疾病，自杀的风险就会减少，但如果1/3或者更大的比例，是没有精神障碍，你怎么办？在我们的研究中发现过，很多自杀是冲动自杀，没有办法通过筛查精神疾病来找到。



在自杀预防问题上，需要警惕的是：绝对不要盲目地模仿西方，他们不是好的例子。你知道，西方花了比我们的多的10倍以上的钱，目前看来，也很难达到2030年自杀率降低1/3的目标，现在我们用更少的钱，模仿他们的措施，很难有效的。



我们目前只有10%的力量放在预防，我认为，现在这个样子，是没有真正把足够的资源——人员、研究经费，放在更有效率的地方，需要分配得更合理一些。



治疗当然应该提供，但别都放在这个地方吧，目前这个情况，资源的分配，达不到我们希望达到的结果，我同意应该提升治疗系统，现在专职的精神科医生太少，的确应该培养每个普通医生都能提供这类服务，但如果因为你把所有的力量放在这里，而没有了力量放在预防措施上，我认为是不对，是得不偿失的。



知识分子：那您怎么看目前对于自杀的预防与精神疾病诊疗方面的研究？



费立鹏：心理问题的产生，受很多因素的影响，有生物和基因的因素，有人格特征，还有适应能力、社会支持网络等等，我看到很多研究花了大量的功夫想找到成因，比如说：抑郁症的生物标志物，用来确诊、治疗。



现在我们有很多资源都集中在筛查、诊疗，甚至药物研发上，这很好，我们在正视并且试图解决精神疾病。但是我们既然可以花那么多时间、金钱在治疗上，为什么不花些时间在预防上面呢？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来看，我觉得后者的效果可能会更好。



在我看来，花这么多精力放在治疗研究上，也许不那么正确。当然，药企、保险公司很喜欢这些研究，但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提高我们孩子的心理素质，预防这些问题的出现。这些不是目前的老师们有能力做到的，师范大学应该多培养这样一批人。因为现在能够教普通学生来预防心理问题，提高他们适应能力的老师，基本上没有。我对这方面的了解也并不是很深入，但我能看到，相关的研究没有或者不够，我们需要更多的调查，才能清楚到底可以通过哪些措施来达到提升孩子们心理素质的目标。



知识分子：你们20年前做的那种自杀死因研究，目前有继续吗？



费立鹏：没有。



现在20年过去了，我很想再做类似的调研，因为自杀的特征明显在变动，城市化之后，整个自杀的情况在国内有肯定的变动，数量有明显下降，性别分布也变得不一样了，年轻人和老人的比例也在变化，自杀可能产生的因素应该也会有了一些变化。但目前看啦，虽然有些地方，针对某些人群也在做这类项目，但就全国来看，还缺乏一个可以代表全国自杀成因的数据。



这样的工作，肯定需要做的，因为过了20年，死亡原因肯定发生了明显的变动，而且我们也很希望知道，文化的变化，城市的变化，对于自杀，在哪些方面造成了影响。你知道，我最开始进行研究的时候，最常见的自杀的原因，不是抑郁症，是家庭矛盾，各种各样的家庭矛盾，造成的冲动性自杀。



然而，时至今日，冲动性自杀所占的比例是多少？我们都不知道，只知道肯定已经变了。而这些自杀原因的情况，直接关系着我们的自杀预防措施，到底针对哪些人群，哪些情况，这些，都需要可靠的数据支持。



知识分子：为什么没有再立项呢？



费立鹏：现在要做这样一个项目， 难度比20年前要大得多。



我觉得可能的原因，虽然情况有所好转，自杀还是敏感的问题。尤其，有些地方会认为太敏感，他们会觉得，有自杀，说明我们的没有照顾好我们的居民，所以，当地的一些机构也不愿意做这类（调查统计的）事情。



经费也是个大问题，现在做同样的一个项目，规模可能跟过去差不多，但花费可能会在10倍以上，人员的劳务费、住宿费等等，都比过去高了很多。



还有，现在的家人，更不愿意跟你谈自己亲属的死亡了，因为本来，要让人跟你谈自己亲属死亡的原因和过程，就很不容易，现在大家更有隐私意识了，就更不容易了。



但是，20年过去了，我们的确很想知道，现在人们自杀使用的方法有什么变动，使用的理由是什么样？现在的自杀原因，心理问题和社会问题比例有多大的变动？却都没有数据，没有数据。这个很糟糕，因为你要做干预措施，这些信息是非有不可。



我们最近还在推动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认为，应该有自杀未遂的数据，包括自杀未遂者的自杀方法和年龄分布和等等。除了死亡数据，知道这些自杀死亡都是通过哪些方法和途径之外，我们还得看看有多少人有过相应的行为，有了这些数据，我们才能知道该如何选择干预工具，应该以哪些干预方法为主。



而且，就像我前面说的，死亡和自杀未遂，可以看出不同的自杀方式风险程度的不同，这里面有很多很重要的细节。



举个例子，上吊，死亡率是90%；但是农药的话，不同的药，死亡率从2%~90%，农药不同，致命性也不一样；其他的药物也差不多，割腕的死亡率很低，一般不到5%。城镇化会减少女性的自杀率，因为在农村，女性和男性的自杀方法一样，都是使用农药，而到了城市，男性倾向于一些死亡率比较高的自杀方法，比如：跳楼；而女性倾向于更温和一些的自杀方法，比如：吃安眠药、割腕等等，所以自杀身亡的人就不那么多了。



我们有了自杀未遂者的数据，才知道这些自杀死亡数据背后的分母是怎样？知道，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因为什么原因，用什么样的方式自杀？从而了解在不同的地方，针对不同的人群，应该做哪些事情，才能去更好地干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