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理解的见识
朋友提供了一个场合，与一些做企业的朋友进行交流。开始的时候，我有点惶恐，我不是研究经济学的，更不是研究企业管理的，我的一些研究成果对他们未必有什么帮助，特别是在这样一个急功近利的时代。
但在朋友坚持之下，这个交流还是做了下来。在做的过程中，我开始把问题的焦点集中在一个点上：见识。后来，我用王健林和许家印为案例，讨论了见识对于企业家的重要性。然后有网友说，可能用李嘉诚更合适，我想也是，但用李做例子，有些讨论就不太方便了。
在讨论见识的时候，起码有两个词和它比较相近，即聪明与智慧。聪明、智慧、见识，这几个词有时很难在严格的意义上做区分，因为这些词本身就不是能准确定义的。我是在下面的含义上使用这几个概念的：
聪明主要是在智力的含义上，在这方面人与人确实是有差别的。智慧则更多是后天修炼的结果，比聪明要更胜一筹。所以有人说，聪明的人不吃亏，有智慧的人则不在乎小的得失。而见识，我将其看作是对自己所处的更大情境的判断和选择，即人们通常所说的远见卓识吧。这个区分当然是不严谨的，我不求人们的赞同，更不是为了给这几个词下严格的定义，各位只要知道我用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就是了。
企业家与见识
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企业的经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高层所信奉的哲学和理念。我想，他说的实际上就是见识。这种见识特别表现在一些重要时刻对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就企业而言，在《见识的差异：王健林的满血复活与许家印的苦苦挣扎》一文中，我曾对这两个人做过一个比较：
这两个人，都是非常有才能的企业家。我们不能因许家印现在身处困境就否认他的这种能力。但现在两个人现在的处境却天差地别。差在什么地方？可能就是见识，就是对自己和大势的理解与把握上。王健林是一个从体制内出来的人，他既懂体制外，也懂体制内；既懂市场，也懂权力；既懂哪些是自己能左右的，也懂哪些是自己不能左右的。所以，他能在别人还看不懂的时候看懂了，在别人犹豫的时候他行动了。有人说，王健林靠的是幸运。不对的，不是幸运，是见识。
许家印差就差在这里。论商业才能，许家印也许不输于王健林。而且，无论是曾经的大举扩张，还是后来的断臂求生，也都是他们商海中见惯的商业套路。但问题是，许家印沉醉在自己的商业逻辑里，对外部世界即将甚至已经发生的变化，没有能及时感知和醒悟。大错由此铸成。关键的因素游离在他的视野之外。
国家与文明
在个人的层面是如此，在企业的层面是如此，在国家与文明的层面就更是如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远见卓识决定着未来。
我们都知道在美国建国初期的一场争论，即美国是走农业立国的道路还是走工业立国的道路。国务卿杰斐逊认为，美国土地肥沃，人口稀少，应把工业留给欧洲，美国则走商品农业的道路。而财政部长汉密尔顿则认为，制造业不受土壤、气候影响，比农业有更大的效率和产出，是美国产业发展方向。在这种认识的基础上，汉密尔顿提出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经过一段时间的探索，美国最终确定了工业立国的方向。
工业立国方向的确立，使美国迅速成为一个世界强国。在大萧条之前的20年代，美国经济特别是工业发展非常快。1900年美国的制造业超过英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工业国，工业总产值约占世界的30%。在一战正酣的1915年，仅美国福特公司一年制造的汽车就是德、英、法等国总和的14倍。到1920年代后期，美国制造了全球85%的汽车，拍摄了80%的电影，生产了42%的商品。那时，光纽约市的汽车数量就超过了欧洲所有国家的总和。可以设想，如果当时美国做了另外一种选择，结果会是怎么样？
实际上，各个国家各个民族都不乏聪明的人、有智慧的人，但见识可以决定你在整体上把聪明和智慧用在什么地方。就个人来说，我们能看到一个人很聪明，但把这种聪明用在了歪门邪道上。这就是见识的问题。前一段有一个吐槽式的说法，叫点歪科技树。这也可以引申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将自己的聪敏智慧往哪里用。对于中国历史上的四大发明，我们往往既骄傲而又耿耿于怀。无疑，这些发明都是我们祖先智慧的结晶，但遗憾的是，这样的发明既没有往形而上的科学方向延伸，也没有往形而下的技术发明演进。
就是在现在，我们也不能不面对一个问题：我们要把我们的聪明智慧往什么地方用？
缺乏见识有时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前一段时间，人们在讨论一个问题：一群聪明人为什么做出了最愚蠢的决策？这个事情是由一本书引起的。这本书就是，堀田江理的《日本大败局》。该书通过对日本偷袭珍珠港事件的分析，力图揭示一群聪明且爱国的决策者们是如何将国家引向灾难的。这本书对其中一些原因的分析是很深刻的。但我觉得，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聪明与见识的关系。
对于发生于1941年12月7日的日军偷袭珍珠港事件，人们都公认，其在战术上是成功的，但在战略上却无异于是一场自杀。从战术上看，日军在90分钟内炸沉了美国四艘战列舰和两艘驱逐舰，炸毁飞机188架，受损的建筑、船只和飞机更多。在攻击中，美军约有2400名美国人丧生，1250人受伤。但是，这个战术上的胜利，却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覆灭过程的开始。当时的局势是，日本在中国战区已经开始陷入困境，在这样的背景下又树了美国这个强敌，这不是自取灭亡吗？
是这些决策者不够聪明吗？不是，其战术上的精彩与成功，就是明证。关键的问题，是见识，是对世界局势的把握。其实，类似这样的事情史不绝书。德国历史上出现那么多的伟大思想家和这人，但却将德国甚至整个世界推向深渊。这难道仅仅是希特勒一个人的责任？看看那时德国有多少知识分子追随希特勒就可以找到答案。俄国至今仍陷在自己发动的战争的泥沼中，难道仅仅是信息的失误？对世界大势发生了误判可能才是真正的原因。因此，在历史的重要关头，能够把握大势，才是最最关键的。这就是见识。
最近看到一句话：决定一个文明能走多远的，是看待世界的认知模式。这句话很值得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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